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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esp;&esp;第二天一早是阴天，法庭走廊的灯光也略显昏黄，几乎让人分不清是自然的阴沉，还是建筑本身的冷淡气质。
&esp;&esp;沉纪雯坐在听众席第二排，驼色风衣搭在膝头，眼神落在庭审台中央。
&esp;&esp;这是她实务课程的旁听任务。教授挑选了一起正在审理中的刑事案件，要求学生结合现场表现撰写一份法律与心理交叉分析。
&esp;&esp;案件编号hd-05-187，被告为cra&esp;andrews，十九岁，控罪为谋杀生母。导师曾在通报时简单提过，cra并未否认罪行，但辩方主张减责。案情复杂，陪审团裁定或有减刑空间。
&esp;&esp;沉纪雯没有提前查任何背景材料。一如既往，作为旁听者，她不希望让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自己对人本身的判断。
&esp;&esp;法官宣布开庭。
&esp;&esp;控方律师起身，朗声陈述：
&esp;&esp;“本案被告于2005年3月12日凌晨，在与母亲sylvia&esp;andrews共同居住的住所中，持厨房刀具对死者实施伤害，致对方当场死亡。”
&esp;&esp;“案发后被告并未逃离现场，而是在原地等候警方到来，供词明确，未作否认。”
&esp;&esp;被告cra坐在被告席上，身材瘦小，五官精致，头发很短，穿着宽大的囚服，神情平静得像在放空。
&esp;&esp;证人很快出庭。是邻居、一位中年女士。证词一板一眼：
&esp;&esp;“……常听见争吵……那女人的精神状态很差，和邻居关系都不好……之前曾拿烟头烫她的孩子……”说到最后，语调都放低了。
&esp;&esp;控方律师没有深追，只点到为止。显然，他们更希望将焦点集中于行为事实，而非动机解释。
&esp;&esp;随后是辩方。
&esp;&esp;辩方律师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士，语气带着一丝煽情成分。
&esp;&esp;“我们承认事实发生，但请求法庭审慎考量背景环境。”
&esp;&esp;“我的当事人从小生活在高度暴力的家庭中。从死者病历可知，其患有临床确诊的边缘型人格障碍，长期对女儿进行语言及身体虐待。”
&esp;&esp;律师顿了顿，语调变高了点，“自当事人十叁岁起，其父将与前妻所生之子ck，即cra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接入家庭生活。父亲本人长期缺席，实际抚养与监管责任落于患病母亲一人。”
&esp;&esp;她低头找出一份cra的既往入院证明向陪审团及法官展示：“两名未成年子女在精神压迫和家暴中共同生活多年。父亲不在家，母亲行为失控。ke从16岁开始打工维持家庭生活，也承担起对妹妹的照顾。”
&esp;&esp;她走回席位，低声道：“两名未成年子女在完全缺乏依附的家庭结构中，发展出了非典型的情感联结。那段关系从伦理上令人质疑，但它不是操控，也非伤害，而是被忽略者之间，彼此保护的产物。”
&esp;&esp;她没有明确说出他们的实际关系，却让在场每个人都明白了重点。
&esp;&esp;法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。
&esp;&esp;沉纪雯手中握着笔，缓缓收紧。
&esp;&esp;“案发当晚，死者进入房间，目睹二人亲密状态。”律师低头翻阅资料，又抬起头，“随即情绪失控，使用极具羞辱性质的语言对二人进行辱骂，并有肢体威胁行为。”
&esp;&esp;“事后尸检显示，被告母亲手部及躯体有抓挠痕迹；而厨房地板上残留叁人血迹，推断现场发生了激烈争吵，警方案发现场照片已交予各位陪审员参考。”
&esp;&esp;“我们的辩护不基于否认事实，而是主张，当事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已被压至极限，在长年暴力、当场羞辱与情绪挑衅交迭下，出现临时性控制能力丧失。”
&esp;&esp;“我们请求各位陪审员裁定此案为误杀，而非谋杀。”
&esp;&esp;她说完，朝法官和陪审席略一躬身，结束陈述。
&esp;&esp;片刻后，法官允许被告人自辩。
&esp;&esp;cra被引入证人席。
&esp;&esp;她没有看观众席，也没有看陪审员，只在法警引导下站定，声音不高，但足够清晰。
&esp;&esp;“是我动的手。”她说，“我捅她的时候……没有太多想法。”
&esp;&esp;“她冲进来，一边骂，一边把我扯到厨房，拿起剪刀。”她声音很平静，“她看见我和他……衣服还没穿好。”
&esp;&esp;“她开始骂，说我恶心、贱，说我活该没人爱，我知道她说得对……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反抗，可她很快把矛头对准他，骂他毁了我，毁了所有人。”
&esp;&esp;“她举起剪刀刺向ke的时候……他没有躲。我看得出他是把话听进去了，他不想活了。”
&esp;&esp;她看了眼法官，又很快重新低下去。法庭一时寂静，只有她继续说话的声音。
&esp;&esp;“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其实什么都没有……只是……想让她安静一点。”
&esp;&esp;陪审团被引导离庭商议。